陕西易地扶贫搬迁报告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事关脱贫攻坚工作全局。 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从汉江两岸到黄河之畔，“十三五”以来,三秦大地上一场改变数百万人贫穷命运的大迁徙生动上演。84.4万农村贫困群众告别“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荒凉大山，迁向城镇、园区开启各自崭新的人生。加上“十二五”易地避灾搬迁、生态搬迁，过去十年，陕西316.09万人摆脱险境、困境，搬出大山。 搬迁规模之大、搬迁对象贫困程度之深、工作链条之长、实施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接近全省十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成为这场浩大迁徙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一户人的变迁，是生活的改变。百万人的搬迁，则是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注脚。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大数据 2016年以来,全省易地扶贫搬迁总计建设2116个集中安置点，涉及24.9万户84.4万人； 同步搬迁16万户54.2万人，加上“十二五”时期全省移民搬迁人数，十年间，共计搬迁316.09万人；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0.65万人，公益性岗位在岗贫困劳动力3.02万人； 建设新社区工厂601家，培育就业扶贫基地134家，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1.06万人； 省内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19.84万人；累计培训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劳动力12.28万人； 全省有701个安置点配建了标准化厂房，1104个安置点配建农业产业园，238个安置点配建文旅产业园，1008个安置点配建电商中心。 过得怎么样？幸福不光是住进新房 ——搬迁后农民生活状态报告 记者 梁芝芳 秦凯风 拿到“绿卡”，周远国终于打消了搬迁的最后一丝顾虑。 绿色封皮的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居住簿，为移民融入社区新生活亮起了“绿灯”，被群众形象地称为“绿卡”。“绿卡”中关于“原籍管理地和林，社区管理房和人”政策的解读，让周远国吃上“定心丸”：明确他在户籍地安康白河县双丰镇双安村原有土地、林地承包关系等各项政策福利不变的前提下，在现居地天顺社区享有子女就近入学入园、新农合报销、免费就业培训等11条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和便利。 养老、医保等业务跟群众一起“搬”进社区，天顺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卢才科认为双赢：“群众不用‘两头跑’，社区也便于加强管理。”在他眼中，“绿卡”不仅是通行证，更是把社区1100户4448名搬迁群众当亲人的服务理念，是一整套围绕民生的综合治理体系。 易地搬迁，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也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建、城乡格局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塑。如果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物理加持”，那么“融得进”则是更重要的“心理认同”。 对易地搬迁群众而言，“背井离乡”的漂泊感淡了，便多了份“安居乐业”的归属感。此心安处，才是吾乡。 “水土不服”？循序渐进地“融” 不过三四年时间，陕西近百万贫困群众告别世代居住的深山大川，告别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城入镇，在家门口找到了不受风吹雨打的工作，从“老农民”变身“新市民”，短期内实现了本需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历史性跨越。 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航拍 李世锋|摄 高标准规划的移民社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是基本标配。然而，跑步融入现代文明的“新市民”，新鲜一阵过后，困惑接踵而至：骤然之间换了一方“水土”，难免“不服”。 没住惯楼房的老人找不到自家楼栋；很多人第一次接触防盗门、抽水马桶，用起来总不顺手；有人把搬家时没舍得丢掉的木柴堆到了客厅，还有人在阳台上搭起了鸡窝……“出山进城”的尴尬经历，为搬迁群众的生活增加了几丝喜感。 所幸，读过书、闯荡过大千世界的儿孙辈们和这现代化生活衔接起来毫不费力，在他们的带动下，老人们也乐意循序渐进。 群众搬入新家，移民社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过关”。 池河镇西苑社区是石泉县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镇干部陆龙俊被选派到西苑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一肩挑”。上任头半年，他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请人上门给搬迁户开锁、通下水道，处理“水电卡不会插”“电视机没节目”这样的琐事，“家长里短都管”。 “易地扶贫搬迁，搬的就是人心。”陆龙俊一语中的，既不能放任搬迁群众保持原有习惯“土生土长”，也不能苛求他们短期内“面面俱到”，小到生活习惯，大到入学就医，都需要一个适应期。 西苑社区把党支部建在楼栋里，党员干部包干楼栋和居民，上门给群众“上课”，从怎么看红绿灯指示过马路讲起，手把手教年龄大的搬迁居民使用燃气、电器，引导他们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爱护小区环境。还组织起水电维修、创业就业、老年儿童关爱、平安建设、文化活动5支志愿服务队，谁家跳闸了、水表漏了、马桶坏了，或是有老人、孩子需要临时“托管”，志愿者随叫随到。 开锁、跳闸的次数多了，移民们也就慢慢吸取了教训。更令搬迁群众安心的是，党员干部的耐心引导和贴心服务——身边有一群可以信赖的人，城里的生活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适应”。 移民们逐渐克服生活中的“水土不服”融入城镇生活，陆龙俊们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从“物业管理员”变成了“就业、就学中介”，向“新市民”解释相关政策，挨户摸排登记群众就业意向、子女就学需求，精准对接，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就近办理入学。 在干部群众齐“攻坚”下，社区环境越来越好、懒汉越来越少，贫困户阳台的鸡窝早已不知去向，客厅角落的柴堆也换成了鲜花。 日子虽好，但离开了乡土社会熟悉的邻里关系和生活环境，不像农村那样可以走村串户拉家常，一些群众在心理上“水土不服”。 “水舟通荆襄，驼马入蓝关”的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地处丹凤、商南、山阳三县交界，丹水社区就建在这里。丹凤辖区11个镇以及商南、山阳邻近乡镇的群众，从四里八乡搬来，昔日的水陆要道，如今成了万人移民社区。 为最大程度消除新搬群众的陌生感，丹水社区按照就近原则分配住房，不少群众仍然和在老家一样比邻而居。身处异地的熟悉面孔，总能让人倍感亲切。而且进了城，围绕着山林、地畔子的矛盾便消失了，不争土地、柴山、菜园，不在一口井吃水，邻里关系反而更和谐。 于是，搬迁群众心里的天平，逐渐从老家倾向了新社区。当然，积极主动给新生活“加码”的，主要还是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自己。 从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银山峁村搬进白坪街道白坪社区不到两个月，52岁的李凤英就跟大半个社区混了个脸熟。原因是，在村上干了16年理发师的李凤英加入了社区“辣妈帮帮队”，免费“承包”了全社区老人、娃娃的脑袋。城里啥都方便，可十几元剪个头发的美发店，移民们进不起。和丈夫一起管理车库的李凤英，相中了车库入口旁的一间门面，请社区干部帮助协调，打算开间适合搬迁群众消费水平的理发店，移民社区居民“只收三五元成本费”。 白坪社区搬迁妇女自发成立的“辣妈帮帮队”，有手艺的给大伙理发、修理家电、做技能帮教，有时间的负责邻里陪护、矛盾调解，有才艺的则组织腰鼓、民歌、唢呐等文艺活动，大伙在互帮互助、共同参与中拉近了交流距离。 大山里唱过的小曲，也在新社区唱响，小院里跳过的腰鼓，也在广场上舞动。群众越来越适应这片新天地，过上了有滋有味的新日子。 算“长远账”，无所顾虑地搬 离开土地进城入镇，生活开支的增加便不可避免，买菜要钱、交通要钱、水电要钱…… 2018年，35岁的胡平一家搬到渭南市临渭区阎村镇双创社区，刚半个月，丈夫就想卷起铺盖回阳郭镇肖底村。“城里房子是好，但柴米油盐样样花钱；电冰箱、电磁炉是方便，可‘吃’电太凶了。”丈夫粗粗一算，“大头是水电费和菜钱，每月至少要多花300元。” 然而，胡平拉着丈夫算了另一笔账：老大上初中不用租房，每月能省好几百元；老二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全区最好的小学”。 胡平早就听说，北塘实验小学是市重点，市里不少家长挤破头想送娃进去。没想到，北塘实验小学分校区的校址居然选在了双创社区。新建的双创小学不仅硬件好，教学楼、操场、创客室、国学堂、校园电视台等全部按照高标准建设，而且由北塘实验小学原班人马打造高配师资队伍。胡平一家搬下山时，正赶上双创小学秋季招生，7岁的小儿子便成了一年级首批新生。 农村娃上学难，大儿子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村里小学上到二年级时，学校撤并，只能转学到镇上。胡平不怕折腾，可是心疼，不到10岁的娃，每天凌晨5点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搬迁前，老二该上小学，老大也已经6年级，即将升到城里念初中，两口子思来想去，只能先在城里租间房，边打工边陪读。 搬进城，所有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丈夫出门打工，胡平在社区干保洁员，抵掉增支，家里每月增收1000余元，娃放学还能吃上口热菜热饭；家门口就有学校、卫生院，胡平也再不用抱着发烧的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大半夜山路去城里看病了。 两笔账摊开一算，还是搬下来划算！ 比胡平晚一年搬下山的高秋侠，算的也是孩子上学的长远账。两个娃大的进了双创小学，小的则上小学附属的北塘乐贤幼儿园。 有独立教寝室、美术室及多功能音乐厅的北塘乐贤幼儿园开园2年，园长牛丽接入园的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孩子从5个变成45个。令牛丽欣慰的是，不论是孩子们的个人卫生、文明礼貌习惯、纪律意识，还是家长对教学的配合度，都在肉眼可见地提升着。 因为易地搬迁，孩子们上学的路不再那么坎坷崎岖，不再起早贪黑。在新移民社区，城乡教育的“起跑线”差距缩减为零。 “一老一少”，是搬迁群众最大的后顾之忧。一忧在未来，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一忧则是当下，小康路上不能让贫困老人掉队。 在贫困人口超过10万人的安康市汉滨区，每100名贫困群众中就有5名“五保户”。如何改变“五保”老人无房住、生活差、无人管的现状，让他们老有所居、居有所养？ 汉滨区变分散供养为集中供养。2019年以来，全区新建和改扩建敬老院20所，免费接收60岁以上的“五保”老人，同时“一院两制”，接收部分非“五保”老人。既避免养老资源的浪费，也可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消除外出务工青年的后顾之忧。 饿了有人送饭、衣服脏了有人洗，头疼脑热有人管，“五保户”刘启明没想到，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过上这种好日子。68岁的刘启明独居了大半辈子，县河镇灯塔村后沟垴山梁上4间摇摇欲坠的老屋，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地里忙一天，回家冰锅冷灶，还得自己烧柴做饭，他最拿手的是清水煮挂面，“做一顿，吃一天”。 2019年10月9日，刘启明坐着村干部的小轿车下山，和来自全镇17个村的20名“一院两制”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对象一起，搬进了扩建后的县河镇敬老院。如今，每天“三茶六饭”，绿豆稀饭、肉蛋饺子、油卷子，顿顿换花样，早晚还有人给量血压、测体温。刘启明爱热闹，敬老院组织的下象棋、广场舞等活动上，总能看见他的身影。生活规律、心情舒畅，年纪大了，精神头反倒越来越好。 后半辈子有了依靠，生活质量直线上升，刘启明主动向政府申请，拆除山上的老房。有些不舍，更多的却是对新生活的期待。 拓人生“半径”，脱胎换骨地活 商洛市丹凤县城100平方米的房子，方程一家只出了1万元。 他之前偷偷打听过，隔着一条马路的商品房，一平方米卖两千多元。方程还听说，不久他们这些易地扶贫搬迁户就能拿到搬迁房屋确权证，且免收契税和登记费，“感觉天上掉了个大馅饼”。 方程的大儿子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在北京当程序员，月收入上万元。知道儿子谈了女朋友，方程高兴之余，却没底气，老家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山里女娃都看不上，城里姑娘能不嫌弃？ 搬出大山，不只是方程一家的渴望。方程老家武关镇枣园村，地势险峻、贫困闭塞，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也因此，村里小伙娶媳妇难，女娃一听住在山里，基本就黄了一半。若在县城买不起房，就连大学毕业的好小伙都会被挑剔。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梦想照进了现实。当满载家什和憧憬的搬家车，向着县城龙驹寨街道凤冠社区飞速驶去，大山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方程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让过年领女朋友来家玩。 莽莽群山中，还有多少被大山阻隔的渴望？ 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可在安康石泉县池河镇66岁的姚常林手里，树疙瘩也可以变废为宝，成为一件件艺术精品。 姚常林年轻时迷上根雕，还专门拜师学过手艺，只可惜这“不是啥挣钱营生”，慢慢也就荒废了。从谭家湾村搬到西苑社区后，他发现县城老街上常有人推着板车卖根雕，引得游人驻足。再一打听，根雕市场的需求还不小，姚常林有了信心，又重拾起了根雕手艺。 做一件根雕，要经过选材、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雕刻、精加工、着色、上漆等十几个步骤，耗时少则小半月，多则大半年，但他乐在其中。 社区干部帮姚常林申请了5万元创业贴息贷款，享受门面房租金减免政策，他开起了根艺奇石馆。草编的兔子、猫头鹰，木雕、根艺制作的动物摆件，进了城身价大涨，大件的私人订制单，一个能卖十几万元，“开张一次吃三年”。 乡亲们发现，从前时常耷拉个脑袋、木讷寡言的“五保户”姚常林，近两年腰杆直了，人也活络起来，还开始注意形象管理：白头发染黑，再换上一身唐装，颇有点艺术家做派。 通过网络，侄女把姚常林的根雕卖到了马来西亚，这让他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产生了浓厚兴趣。首次“触网”，他网购了一对古色古香的灯笼，挂在根艺馆门头两边，还特意选了龙纹图案。 过往，大山延绵，阻断了山里人的脚步和眼界。而今告别了封闭的大山，移民生产生活“半径”随之扩大，开启了脱胎换骨的新生活。 方程从村文书变成了社区文书，不过服务对象是以前的10倍。凤冠社区2885户搬迁群众来自丹凤县12个镇（办），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户占九成。54栋住宅楼被划分为8个网格，方程是第五网格长，跟5名网格员一起承包了6栋楼，411户1623人。2020年，在这个“区龄”不到1年的新移民社区，“新官上任”的方程和上万名搬迁群众一起，“战贫”之余，还解答出了一道道“战疫”的“加试题”。 小学没毕业的姚常林当上了老师，想让徒弟把根雕技艺传承下去。那双拿惯了锄头的手，现在也可以熟练地操作电脑、智能手机。他准备开直播，不只带货，也传播家乡根雕文化。还办好了护照，打算等疫情结束，去国外增长见识，提高手艺。 易地扶贫搬迁就像是一粒火种，山门洞开，点燃了人们眼里的光。希望迸现，便一发不可收拾。 传承乡俗，文化的根不断 明末清初“湖广填川陕”的移民潮中，一群寻觅生计的百姓来到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在长约4公里的七堰沟，结草成棚，繁衍生息。 300百余年后，七堰沟的人们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迁徙。2010年，一场山洪泥石流灾害，让七堰成为陕西易地搬迁政策的发源地。灾后重建、避灾搬迁、生态搬迁、易地扶贫搬迁，过去这10年，原七堰、新铺、金鸡、小沟4个村被撤并，融合组建了七堰新型农村社区。 岚皋县城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这一次，不是背井离乡，而是乔迁之喜。 可自古以来，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一方水土，总是牵绊着一方人的情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离开故土，搬迁群众如何能割舍那方水土承载的情感记忆？ 七堰300余年的历史，被搬进了村史馆。搬迁时村民舍不得扔的犁耙、铧口、锄头、斗笠，也摆进了展柜。七堰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黄锋知道，这些都是搬迁群众最难以割舍的农耕情怀，不仅承载着大家的乡愁乡情，也记录着时代变迁。 “过去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些物件，远远看着就透着股亲切劲儿。”黄锋说，老人们爱抱着孙子来“忆苦思甜”，“得让小辈们知道祖祖辈辈是怎么过活的，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他觉得，只有记住过去的苦，才能珍惜当下的甜，找到生活的方向。 自打建成开馆，隔三岔五，总会有群众顺道来村史馆看一眼。虽然馆里没有配备专职的讲解员，但如果有需要，附近的居民就能将其中的故事娓娓道来。 乡土气息浓厚的红白喜事，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之一，传承着各地的乡风民俗。陕南农村过事尤其讲究，山乡里哪家嫁闺女、娶媳妇，院内一定宾朋云集，杀猪宰羊，启媒、过门、离娘……喜酒要喝9道，席上必吃“八大件”，更少不了一套欢快热闹的“喊客词”。“喜事不请不到，丧事不请自到”，不必专门通知人来奔丧，家属的哀号就是信号，左右乡邻会自发带着纸钱、花圈前去吊唁。 但社区不比村里，席在哪儿设，事该怎么办？刚搬进城的群众一时摸不着门道。 为了满足群众正常的人情往来需求，天顺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建设专门场馆：红事馆比照城里酒店的标准，干净气派；白事馆旁设有小型殡仪馆，庄严肃穆。社区组织选举有威望的群众进入理事会，65岁的老党员黄忠贵当选副会长。 “婚丧嫁娶是农民一辈子的大事，不能不办，也不能大操大办。”黄忠贵认为，必须刹一刹近年来农村红白喜事场上刮起的“歪风邪气”，“好面子、讲排场，借钱送礼，贷款办宴席，结果越吃越穷。” 理事会立下章程，明确了红白喜事的操办流程、宴客数量、酒席标准、收礼范围等内容。“既要遵循乡风民俗，又顺应群众意愿，然后因势利导，提倡节俭新风。”黄忠贵清楚，移风易俗需循序渐进。 黄忠贵负责操办的第一场事，是天顺社区二组居民杨成叔父的葬礼。红白理事会一接到杨成报备，黄忠贵立刻带人到杨家，安排料理后事。最终和事主商定，一切按理事会章程从简办理：不扎彩门、不搭彩灵堂，只唱一晚上孝歌、扯一头孝，取消做道场、祭祀方面的活动，还特别要求不收送礼金。 葬礼办得简单，却也不失体面。理事会一下午喊来几十号人的送葬队伍，杨成吊着的心才落到肚里。若在从前，他得张罗搭棚、租桌椅碗筷，满村请人帮忙理事、端盘洗筷，事后还需一一登门答谢，前前后后忙活十几天，“过一场事，扒一层皮”。尤其近些年，青壮年外出打工，人越来越难请。 在陕南，几乎每个村都有几个知客（总管）、大厨、唱孝歌的、唱道（念经）的、打夜鸣鼓的，这些靠过事吃饭的“艺人”。搬离农村熟人社会，群众四处请不到“艺人”，“艺人”却苦于接不到活。天顺社区红白理事会一个微信群，“四两拨千斤”解了难题。100多名“艺人”受邀入群，过事时群里发通知，“双向选择”。 红白喜事由理事会出面办，省钱又省心，群众买账。潜移默化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尚深入人心。 在陕北，人搬出了圪梁梁，文化的“根”没有割断。 剪纸窗花是窑洞的灵魂。土黄的山梁下，灰黑的窑洞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瞬间就有了生气。李志梅打小便喜欢看大人剪窗花，无奈自己手笨，加上下肢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没机会系统学习。 “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田爱莲就是这首安塞民歌《迎亲歌》唱词中能剪会绣的巧婆姨。只见她将一张红纸折成方块，无须描底，剪刀游刃有余地左剜右转，再展开时，就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猫。 2017年，李志梅从镰刀湾镇杨石寺村搬进了城里聚福园小区的电梯房，田爱莲的民间艺术品创作室就在楼下。听说远近闻名的民间艺术大师田爱莲免费开班，手把手地教贫困妇女剪纸、刺绣、农民画等技艺，李志梅兴冲冲报了名。跟了2年，李志梅终于学会了“冒铰”，性格内向的她还结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原来生活也可以如剪纸般，形态生动、色彩绚丽。 素有腰鼓、剪纸、民歌、曲艺、农民画之乡美誉的安塞，依托文化优势，免费为贫困群众举办各类艺术培训班，全区1000多名贫困人口因此受益。 一本剪纸小册500元，一个绘有农民画的小腰鼓能卖280元，一双手绣鞋垫200元，李志梅们不仅学到了一门谋生手艺，还传承、振兴着本乡本土的特色文化遗产。 来源：《当代陕西》 编辑：代梦妍 原标题：《易地扶贫搬迁 | 过得怎么样？幸福不光是住进新房》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