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先在河北参加长城抗战，之后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边区“围剿”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苏区”。随着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先是1935年7月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被调入陕西“剿匪”，于学忠就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到了9、10月，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入了甘肃，并表现出要进入陕西的意图。蒋介石调兵遣将，在陕、甘、川设立防线，企图消灭这支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突破了这些防线，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在陕西的北部找到了一块可以栖养发展的地盘。为了完成“剿共”大业，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参谋长钱大钧，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米春霖。由此也开启了杨虎城、张学良合作共同推动抗日的新时期。 　　1. 东北军入陕 张、杨初交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所以行军过程携带了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形成很大冲击。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而且还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双方除动手互殴甚至开抢。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因此，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 　　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他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便于他操控。他惯用的手法对张、扬分别当面进行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大员分别对张、杨进行挑拨。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等等；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扩大矛盾，制造混乱。 　　之前，蒋利用张学良的年轻，获得了张对他的信赖和依赖。张将其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东北大业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张曾对他人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蒋介石)”。而这位大哥先将丢失东北的骂名让张扛，后又把长城抗战失败的责任让张负。长城抗战失败后，在全国人民一片反蒋声浪中。蒋对张说，我们俩坐在一条破船上，现在船漏水了承载不了两个人了，是你先跳还是我跳?年轻的少帅勇敢地担起责任，跳下破船，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欧洲他所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被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所迷惑，信奉法西斯主义，更加迷信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搞法西斯主义；积极支持蒋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毅然把东北军带向“剿共”的前线。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但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军事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东北军在鄂豫皖“剿共”时，当时由于红二十五军急于入陕，没有与其纠缠，故没有大的损失，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对杨虎城根本看不起，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初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十足的长官架势。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周梵伯回忆说：有一天，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大会一开始，杨首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杨说，讲到这里，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经过这次讲话，张当晚仅带了一两个警卫员，亲自到杨家，表示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样傲慢的样子了。 　　这时的杨虎城却很清醒。他并没有向蒋介石所设计和期待的那样，陷入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中。而是以政治家的远见、爱国者的情怀来看待当时出现的矛盾与纠纷。一天宪兵营长向他汇报，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居民发生争执，宪兵营出面调解，东北军不服反而与宪兵营发生了冲突。杨虎城对这位营长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① 　　自红军长征到陕北并立足建立根据地，东北军大举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后，杨虎城原来试图依靠自己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在日本侵略的日益逼迫下，他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决心却不断高涨。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目的，当前必须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和高级幕僚深入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 　　分析认为：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从没有过交往，杨和张两人也没有打过交道，因此对张和东北军的到陕、甘“剿共”的真实意图，一时也摸不清楚。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得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九一八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东北难民流离失所，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沛流离，力量逐渐削弱，广大将士对蒋是不会满意的。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看，蒋将九一八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王菊人说；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② 　　2．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 　　经过一番研究考虑后杨虎城改变了开始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起初，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 　　后来一次，杨虎城请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吃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出了自东北军入关，丢失东三省后的苦处，王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时，潸然泪下。杨对王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此后，杨加强了对东北军上层军官的工作，认为他们会影响到张学良。他自己继续找张做工作。两人一次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直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问题了。③ 　　1935年9月，在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lO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的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这时，杨虎城并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再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问题上，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就出现了前面已述的1936年年初，两人一起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真正认清蒋的卖国本质，1936年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九一八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 　　1936年2月间，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是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 　　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杨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 　　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 　　张学良初到西安时为了联络杨虎城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了袁世凯的女婿当他的副官处长，因张学良了解到杨毓珣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论起来是同宗一姓，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张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杨虎城关系。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杨两公后在政治上能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爱国的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虎城常对人讲“张副司令和我开玩笑，管我叫老粗，现在他又说我不粗了。”张学良所望杨毓珣的，只不过在建立和增进与杨虎城的关系而已。张最初对杨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个老粗罢了，后来在政治上张、杨竟走在一起，杨对张的思想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在三个人开始接触时，谁都没预料得到的收获。 　　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 　　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已。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3．顺应情势 转变路线 　　随着德、意、日三国的不断对外侵略扩张，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大会确定了要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力量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同时也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形成一致意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那时中共中央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对当时中共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宣言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再次宣告：足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实行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出了救国十大纲领。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报》全文刊登了《八一宣言》，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往国内。 　　1932年为躲避蒋介石的通缉，被杨虎城送到日本躲避一时的南汉宸已回到国内，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当南汉宸得到《八一宣言》后十分高兴，他意识到由于中共政策的改变，一个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将会开创。于是立即将申伯纯(1933年曾担任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当时在北平帮助南汉宸做一些外围工作)找到天津，要申带着《八一宣言》去见杨虎城。申伯纯于11月上旬到南京见到了正在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杨虎城。 　　申伯纯首先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对杨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也两年多没见面了，也借此机会来看看你。”杨虎城十分注意地听完申伯纯的这番话后说：“汉宸这次让你来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的关系。你知道吗?江西的红军现在已经到了陕北。”申说：“这个消息我在天津时没有听汉宸讲。”杨继续讲：“西北今后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做法。南京现在的情况太不像话了，不但毫无抗日准备，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闹得很厉害，我到了南京就感到头痛。汉宸所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依现在就住在这里吧!我让办事处给你在中央饭店开个房间，表面上你就说帮助我办选举，真实情况不要同任何人讲，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⑤ 　　杨虎城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票当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中杨告诉申伯纯：“我最近准备回西安，你也随同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谈。”杨虎城在认真阅读了《八一宣言》，并与张学良有了进一步接触后，在回西安的火车上对申伯纯说：“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接着，他又提到东北军最近所受的损失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种种冷淡的情形，说：“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现在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样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杨于是说：“那么你现在就可以从徐州转车去天津，找汉宸问问具体办法，问清楚以后，你赶紧去西安找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以告诉汉宸。”②申伯纯按照杨虎城的意见立即去了天津，向南汉宸汇报了见到杨虎城的一切情形，南听后很是高兴。告诉申，他要向党汇报研究后才能拿出杨虎城要的具体办法。让申先回北平休息，三天后再来天津。三天过后，申伯纯按照约定再次到天津。南汉宸交给申伯纯一封亲笔信，信中只简单地写了六条： 　　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的交通进出； 　　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来往交通。 　　为了保密，信没写上款，只写了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 　　南还对申伯纯做了进一步交代：“有些话你可对杨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党外)，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做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系，因此你可以对杨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⑥ 　　申伯纯于1935年12月中旬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向杨念了南汉宸的亲笔信，详细转达了南的各项意见。杨虎城当时表示基本上同意，但要再考虑后作具体答复。为什么杨不急于答复呢？因为中共中央已直接派了代表汪锋来找杨虎城了，杨虎城希望有“一个彻底的做法”。 　　4．化解误会 继续合作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军事三人团，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当时虽然共产国际关于调整中共斗争策略的精神还未传达到陕北，但此时中共的领导人，已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自觉开展以抗日为前提的统战工作了。 　　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找到他的住处，仔细分析研究了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的问题。汪锋回忆说：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我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会有全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⑦毛泽东、彭德怀致信杨虎城：“虎臣先生总指挥阁下：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系因阁下不顾信义，杀戮徐方代表，是以有汉中之役。徐海东同志亦云，如阁下不派唐嗣桐、张汉民等过为已甚，则消灭唐、张两旅之事亦不至发生。敝军由南而北，志在抗日。张学良卖国性成，于其百零七师、百一十师覆灭之后，复令董英斌六十五师之众侵入苏区。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星夜逃还合水。鄙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昕，则其后患不堪设想。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育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12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顺颂勋祺。毛泽东、彭德怀。1935年12月5号。”⑧ 　　汪锋在与毛泽东谈话后，又等了几天待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后，就去了西安。汪锋说：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就由富县前总出发。经过长武时，由县长党伯弧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杨先生约我在新城大楼西客厅谈话。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也亲自对我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部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们进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的手段，并不是以消灭孙部为目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到陕豫边地区是准备休整的，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尾追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张部在寻机攻击，遂于九间房接火战斗，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态度。从杨虎城先生的语气和神态来看，虽然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但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我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我回陕北时，张依中对我说，杨先生有电话给驻淳化的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到了三原见到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老朋友”，原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叫王世英。王菊人后来说：杨虎城与汪锋谈了两次，我没在场。事后杨给我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在抗战的前提下愿意建立双方的合作关系；（二）张汉民被杀，经汪锋解释，消除了顾虑；(三)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红四方面军包围过汉中，汪锋也将此事解释清楚了。杨对我说，后两件事都出于误会。后来，杨叫我同汪锋再谈一下，我即在张依中家中同汪锋谈了两次。我记得汪锋提出以下问题：（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同杨建立联系；（三）十七路军要向红军经常供给军事情报；(四)为红军输送物资。我将这些问题向杨汇报后，杨都答应，并提出要求陕北派代表常驻西安。杨虽然和汪锋谈过了，但他不放心，怕毛泽东给他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他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南派一个共产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 　　大革命以来，杨虎城虽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汪锋的到来并带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使他很感意外。从事前南汉宸带给他的信息，与汪锋所讲的都是一致的，共产党确实调整了政策。可汪锋他从未见过，为什么让一个他不了解的人来谈这么重大的问题呢?本着他一贯沉稳的作风，杨虎城在留汪锋的同时，立刻派省府科长崔孟博秘密赶赴天津，找南汉宸要再派人到西安会谈。于是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的代表王世英(王曾在杨部工作过，杨知道他的党员身份)随同崔孟博来到西安。王世英回忆说：1935年年底月初我到了天津。后来党派我化装成商人到了西安。到西安我住在我的一个兄弟家里，后来和王菊人联系上。王菊人从前是党员，这时是杨虎城的秘书。通过王，我和杨虎城见两次面。第一次见面，杨说汪锋是你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杨主要谈了要我们不要公开派人和他谈判，要我们不要打他，他也不会打我们。另外还送给我500块钱。我问汪锋苏区缺什么东西，汪说缺文具。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批派克笔和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往陕北。⑨ 　　在杨虎城的安排下，汪锋、王世英通过杨的防区，在杨的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派人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陕北。王世英说：到陕北后，我向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要我再同杨谈。我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中央基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⑩ 　　4月5日，洛甫(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杨虎城能在其内部保存我们的同志，这在国民党军阀中“是很少的”。我们可以诚恳地同他谈判，“困难可设法同他解决，表示对他好意”，“他受威胁时可配合行动”。(11) 　　5．建立联系 互通有无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虎臣先生勋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公祺。毛泽东，8月13日。”(12) 　　张文彬是拿着毛泽东的信来见杨虎城的。当时，刚刚发生了张学良派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省党部事件，杨在行动上格外谨慎。他先派秘书王菊人与张进行了会谈，王代表杨就建立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线地区通商等交问题换了意见并形成共识。王向张表示杨考虑当前政治形势急迫（意指绥与桂)，并不以上达成以上问题的三项协定为满足，而希望立即与红军研究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问题，杨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希望建立以红军、张、杨三方会议的形式。来研究确定三方的统一行动问题。同时还谈了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等问题。而张对这些大问题事先没有考虑也未得到授权，无以做答，只是希望先建立初步的合作。并将杨对交通等问题的谨慎安排认为是“胆小”。9月6日，杨虎城与毛泽东派来西安的代表张文彬进行秘密会谈。张文彬9月8日电报毛泽东：“与王菊人谈话后，杨曾托病拒见。据从旁考察，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6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二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7日又根据与杨谈结果，与王、崔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张在电报中所提的“其他有关问题”，实为杨所最关心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等问题和国际援助问题。 　　经过一番努力，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比较畅顺的关系。王菊人说，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住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往来，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袁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13) 　　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的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进行杨虎城身边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的统战工作。王炳南后来说：我父亲王宝珊同杨虎城将军是好朋友。1928年春，杨虎城到日本去了，部队给我父亲打电报叫他到前方去。中共陕西省委李子洲同志知道此情后，约我在西安王家巷秘密联络机关谈话，他说：你可用你父亲同杨虎城的关系到十军去工作，首先争取杨先生从日本回去。父亲去了日本，我留在上海。11月间，父亲同杨将军回国了。1929年年初我到第十军，那里党的同志很多，杨先生也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正在商量事情，杨先生来了，一看我们坐了一大堆，笑嘻嘻地说：“从你们这些人脸上的表情看，商量的是好事情”。以后杨先生决定让我到日本去学习，他说：“你们干革命，都是年轻人，国内学习条件不好”。他说他在日本见到马列著作翻译得很完整，所以决定让我到日本去。我请示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后去了日本，以后又到德国攻读政治，在柏林5年。1936年2月我携夫人王安娜取道苏联回国。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了解我与杨将军有世家关系，便委派我回国到杨虎城部队做争取工作：(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我回西安后即与杨虎城联系，他特地把我接到三原东里堡别墅密谈了两天。我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中共的政策，也探讨了十七路军的前途，并向他指出反共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杨将军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党的观点和建议。他愉快地对我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并要我搬到他的私人公馆止园去住，以便随时商谈。(14) 　　时任西北特支委员的徐彬如后来说：在西安，我们受到杨虎城将军的支持和保护。杨将军委托他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负责和我们联系，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杜先生和杨将军的关系，我们对西安各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到1936年8月问，在杨虎城的周同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联络系统。对于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②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2-153页。 　　③同上，第154页。 　　④惠德安：《鄂陕随军杂录》(杨毓珣西行使命)，《文史资料存槁选编》，第146页。 　　⑤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第45—46页。 　　⑥同上，第47—48页。 　　⑦汪锋：《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丛书》(二十六)，第45—46页。 　　⑧《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函》，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年谱》，第494页。 　　⑨汪锋：《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陕西党史丛书》(二十六)，第50—56页。 　　⑩王世英：《党派我与杨虎城谈判》，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第304页． 　　(11)贾由新：《杨虎城年谱》。 　　(12)《毛泽东致扬虎城函》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39页。 　　(13)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1-152页。 　　(14)王炳南：《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陕西党史丛书》(二十六)，第69—72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